陕北民歌发展基金会由我省青年歌唱家任思谕发起，面对陕北民歌在经济繁荣中慢慢呈现出的萎缩态势，任思谕团结了一批陕北民歌手和资深艺术家，同时邀请了一批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出任顾问。基金会还组建了演出团、创作部、培训部、宣传推广部、影视中心、音乐工作室，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的运作模式。
据基金会理事长任思谕介绍：未来3年，基金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。今年，将举办陕北民歌大赛、征集新作品、开设陕北民歌训练班等一系列活动，打造陕北新民歌、推出新传人、新偶像，出版发行新生代歌手的优秀唱片;打造一流的陕北民歌演出舞台，将娱乐元素和先进的包装手段注入陕北民歌的品牌推广，在更大范围内掀起一场陕北民歌热。明年，基金会将组织演出团下基层、进校园、走四方、出国门。第三年，基金会将全面切入旅游及相关产业链，打响陕北民歌品牌。
当天下午，陕北民歌传播发展高峰论坛在西安举行，省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围绕如何挖掘陕北民歌特有的文化内涵等问题，进行了深入研讨。
市场：陕北民歌发展陷入怪圈 专家：想要走出窘境必须创新
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《兰花花》《东方红》……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陕北民歌，曾经唱遍大江南北。然而数十年过去了，如今在包括央视青歌赛在内的各大歌唱比赛、大型晚会上，已很少能看到新创作的陕北民歌，反复亮相的总是那些爷爷奶奶辈的“老三样”。昨日，在陕北民歌发展基金会成立现场，众多专家学者针对陕北民歌目前存在的问题，开方子、寻出路，期盼陕北民歌能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。
创作少
靠写民歌养不活自己
“爷爷奶奶那辈留下了《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》，父辈们留下了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……如今我们究竟拿什么留给后代，想起来真是愧对子孙啊!”这是昨天中央民族乐团作曲家、当代声乐教育家王志信教授面对记者时发自肺腑的话语。作为任思谕的导师，他非常关注陕北民歌的继承发展，对其既有担忧，也有期盼。他总结症结还是创作跟不上，创作的新歌太少。“几届青歌赛了，陕北民歌几乎没新作，翻来覆去就那几首，这怎么吸引观众啊。”在他眼里，陕北民歌像是走入了一个怪圈：缺乏新人新作，老掉牙的东西不新鲜，观众自然流失。
数十年了，为什么很少有人来创作陕北民歌，王志信一语道破：靠写民歌根本养不活自己，生存都成问题怎么去创作，有那工夫作者们还不如去写个电视剧、流行歌呢。
推新歌
成本大山压垮人
就算写出新歌来，想把它推向市场，也是件相当艰难的事情。如果不先烧一笔钱，这首新歌绝不可能传入听众的耳朵。王志信告诉记者，一首歌曲先得录个小样。可就算是最便宜的录音室一天也得4000元，再加上乐队、伴唱，没有一定的经济能力，就很难将作家纸面上的作品变成旋律。
他向记者讲了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，1997年香港回归时，作曲家李焕之(《社会主义好》的作者)和自己的老伴心情格外激动，他们写了一首香港回归的歌曲，可他们没钱录制。最后只能在自家居住的社区附近找了一些爱好文艺的老人，给他们教会了以后用录音机录下来，自娱自乐一下。
针对目前一些艺术团体的短视行为，王志信很是担忧，“有些团体一味求大，动辄花几百万、上千万搞一台剧或一场晚会，到北京拿个奖了以后就束之高阁，再没有多少机会演出，更给百姓没留下几首能传唱的好歌，这完全是资源浪费，还不如把钱投在实实在在的创作上，真正拿出一些有时代特点，像《黄土高坡》一样传遍大江南北的作品。”
谋发展
不创新就没出路
作曲家贺艺提出，陕北民歌要发展，首先必须创新，把发展陕北民歌的要求和这个新时代的要求自觉地进行接轨，出新人、新作品和新风格。他说：“陕北民歌和秦腔都是我们陕西的艺术瑰宝，但很遗憾，这两种民间艺术形式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，你今天搞一个演出，明天搞一个新歌，这样零碎的活动解决不了问题，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陕北民歌发展面临的问题。如今社会都进入信息化时代了，我们的创新必须注重时代背景。”他表示，陕北民歌基金会将来打算重点探索民歌发展的制度化框架，积极进行各种新的尝试，在这一点上，任思谕的勇气令人钦佩。王志信则认为，陕北民歌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，他呼吁政府给予在这条路上挣扎的工作者们更多关注，让陕北民歌在未来走出一片更广阔的新天地。
